朱熹與長壽的學術(shù)淵源

李永明

中國的思想文化，素以儒學為正宗，先后經(jīng)歷了先秦儒學和宋明理學兩次高潮。先秦儒學，必奉孔子為鼻祖;宋明理學，當尊朱熹為頂峰。蔡尚思先生曾經(jīng)賦詩贊揚：“東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;中國古文化，泰山與武夷”?？梢?，朱熹在中國儒學發(fā)展史上地位之顯赫。

長壽，地處巴渝腹心，橫跨長江南北，文明起源甚早，卻并非儒學發(fā)達之邦。宋朝以前，已知長壽籍名人只有戰(zhàn)國后期的巴寡婦清，是富甲天下的商業(yè)圣母，但并無文化之長。宋朝，長壽的文化突然峰回路轉(zhuǎn)，相繼誕生了譙定、?淵兩位儒學大師，前者對朱熹理學有孕育之功，后者對朱熹理學有傳承之助，并對長壽學術(shù)文化的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。

一、譙定與?淵的籍貫

涪陵北巖書院，自南宋開始即祭祀程頤、尹焞、黃庭堅、譙定、?淵，并修有五賢祠。五賢之中，程頤、尹焞、黃庭堅都是外地謫蜀文化名人，而譙定、?淵則是當?shù)貙W者。

當今關(guān)于譙定、?淵的文章，都說他們是宋代涪州人，或者涪陵人，并注明是今重慶市涪陵區(qū)人。這個說法，應該說是有依據(jù)的。譙定曾經(jīng)“自號涪陵居士”;[1]南宋學者王質(zhì)撰有《涪陵譙先生祠記》。[2]?淵，號蓮蕩，蓮蕩乃宋代涪陵的一個地名，南宋學者度正《權(quán)夔憲舉?亞夫遺逸奏狀》稱其為“涪州布衣”。因此，歷代《涪州志》、《涪陵志》，也都記載譙定、?淵為涪州人或者涪陵人。

不過，涪州或稱涪陵，唐宋以來是一直是州名，管轄涪陵、武隆、南川、長壽等縣。譙定、?淵到底是涪州哪個縣的人，一般史書缺乏記載。明朝成化(1465--1487年)《重慶府志·長壽卷》載，譙定、?淵皆為長壽名人?？滴跷迨辍堕L壽縣志》載：“長壽自宋熙寧迄元，歸并涪州，故人物多載涪陵古志。今考名儒如譙定、?淵、賈長卿輩，所居屬境內(nèi)者方為編入，非因小邑荒陋，借材于楚也。”可見，譙定、?淵，均為長壽人，長壽史籍早有明載。

然而，譙定、?淵到底是長壽哪個地方的人，卻一直不為常人所知，至今謬說流傳。其實，譙定的籍貫，史書上早有明確記載。

南宋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六十一涪州條載：

皇朝譙定，字天發(fā)，樂溫縣玉溪人。深于易，自號涪陵居士。伊川魯直相繼謫居于涪，聞其名，未之識，遂率伊川往訪之，從此深加敬仰。

元人趙道一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(xù)編》卷四之譙定條載：

譙先生，名定，字天授，涪州樂溫縣玉溪人。

樂溫，即長壽的舊名，唐初置，沿用到宋元。玉溪，就是今長壽區(qū)西山之外、與重慶渝北區(qū)、四川鄰水縣毗鄰的洪湖鎮(zhèn)、萬順鎮(zhèn)地界，長壽習慣上稱大洪湖。

以上二處對于譙定籍貫的記載，當為信史，并可從其它史籍中得到驗證?？滴跷迨辍堕L壽縣志》山川類載:“玉溪，治西七十里，即譙定、?淵二先生講學處”。光緒元年《長壽縣志》載：“縣西七十里?子山下，前臨玉溪，宋儒譙定、?淵講學于此，今有祠。一云，即淵宅故址?！奔热?，譙定籍貫在玉溪里，?淵舊宅故址也在玉溪里，說明譙定、?淵原來是同出一里的老鄉(xiāng)。明末曹學佺《蜀中廣紀》卷十八載：“玉溪里，在縣西八里，宋賢譙定天發(fā)，?淵亞夫所居也。譙學于伊川，?學于考亭。” 此處言玉溪里在縣西八里，有誤。但說玉溪里乃譙定、?淵所居，卻是準確的。

今長壽大洪湖一帶，有眾多遺存，可以看成是譙定、?淵故里的重要證據(jù)。

位于長壽區(qū)萬順鎮(zhèn)四重村曹家?guī)r組王東庵灣附近的燕子山，即?子山，是譙定、?淵在老家附近的講學之處。光緒元年《長壽縣志》載：“?子山，縣西北一百二十里。山以宋儒?亞夫得名，地近鄰水界?！惫饩w元年的長壽治圖，特別標明?子山就在玉溪里。?子山下有個李家大灣，原名?子山下灣，據(jù)《長壽?子山李氏族譜》記載，這是長壽李氏祖先之一李濟川明末從湖廣入川后，因仰慕譙定、?淵而選定的李家祖屋。

不久前，?子山出土兩塊已經(jīng)殘缺的石碑。一塊殘碑保留著“一日至”，“召為崇政”，“窶甚一中”，“山蜀人指”等字樣，這顯然是《宋史·譙定傳》的文字。另一塊石碑上面保留著清晰的“?”字，說明與?淵有關(guān)。

在?子山下的王東庵灣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尊臥牛石雕，雕像憨態(tài)十足，栩栩如生，牛背上雕刻著層次分明的蓮花寶座。這尊臥牛石雕，當與譙定有關(guān)。譙定曾經(jīng)寫過一篇牧牛圖詩，共分9章，每章都以牛喻道，反映了譙定的理學宗旨。

明末長壽籍學者李開先撰有《?子山碑記》，文中記述譙定、?淵修身之地有“洗垢池”。[3]在?子山西約一公里山上，有個地方叫金家坪，屬于萬順鎮(zhèn)的白鶴村，這里就是洗垢池的所在地。至今，在一個名叫洗馬大田的水塘石壁上，依然保留著“上古洗垢”四個蒼勁古雅的大字，而周邊地帶就叫“洗垢池”。

二、譙定對朱熹的沾溉

譙定，字天授，一作天發(fā)，號達微，自號涪陵居士，人稱涪陵先生，又稱譙夫子，宋代涪州樂溫玉溪人。生活在北宋后期與南宋初期之間，生卒年不可確考。僅從黃山谷謫涪期間專程拜訪而“深加敬仰”看，斷非等閑之輩。

譙定自幼學佛，又從南平(今重慶市南川、綦江一帶)郭曩氏和易學大師邵雍學《易》[4]，后往河南師從北宋理學家程頤。宋哲宗紹圣年間(1098—1100年)，程頤貶謫涪州，譙定隨師同往，住在涪州長江北岸的北巖研讀《易經(jīng)》，協(xié)助程頤完成了易學研究之集大成著作《周易程氏傳》。宋欽宗靖康初年(1126年)，經(jīng)呂好問推薦，召為崇政殿說書，不就。宋高宗即位，經(jīng)許翰推薦，高宗詔赴維揚(今江蘇揚州)拜通直郎。因金兵入侵，維揚失守，譙定亦未到職赴任。轉(zhuǎn)而回到老家研究理學，傳道授業(yè)。

譙定的學術(shù)，最擅長者是易學。易學，向來分為象數(shù)與義理兩派，學者往往擇其一端而修之，很難有象數(shù)與義理兼長者。譙定問學于郭曩氏和邵雍，已得象數(shù)派的真?zhèn)?。初學佛典，汲取義理之長，又兩次從游程頤，“獲聞精義，造詣愈至”，又得義理派的妙諦。顯然，在眾多理學家中，譙定是罕見的象數(shù)與義理兼長的理學大師。

譙定在當時具有很大學術(shù)影響。其嫡傳弟子，著名的有劉勉之、胡憲、張浚、馮時行、張行成等人。再傳弟子中，朱熹、呂祖謙、張栻，人稱東南三賢，分別開創(chuàng)閩學、金華學派和主講岳麓書院，皆為宋代理學大宗師。三傳、四傳、五傳弟子如陸游、王質(zhì)、?淵、度正、李舜臣、李心傳、李道傳、李性傳、陽枋、陽岊、高斯德、史蒙卿等，更是遍及全國各地，特別是三傳高足、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，開創(chuàng)鶴山學派，為南宋晚期的重要理學學派?！端卧獙W案》收錄100個學案，譙定門人及其傳承弟子涉及學案多達35個，占三分之一強，涉及學者二百人以上，足見譙定確為一代理學大宗師。難怪，清代學者王梓材《宋元學案補遺》稱贊譙定“固程門一大宗也”。

譙定是程朱理學承前啟后的關(guān)鍵人物。由于北方淪陷，宋室南渡，理學中心從北方轉(zhuǎn)到南方，并達到頂峰。而譙定正是宋代理學中心從北方轉(zhuǎn)向南方，從二程洛學發(fā)展到朱子閩學的樞紐人物。

譙定對朱熹的學術(shù)影響，主要是通過譙定的兩大弟子，亦即朱熹的兩大恩師胡憲和劉勉之實現(xiàn)的。

清初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曾說：“朱子師有四”。[5]朱熹早年的啟蒙教育，主要是由父親朱松完成的。朱松病逝時，朱熹年甫十四，學業(yè)未成，故臨終時諄諄告誡朱熹：“籍溪胡原仲、白水劉致中、屏山劉彥沖，此三人者，吾友也。其學皆有淵源，吾所敬畏。吾即死，汝往父事之，而唯其言之聽，則吾死不恨矣?！盵6]朱松要求朱熹“汝往父事之”的，分別是胡憲、劉勉之、劉子翚(huī)三位大儒。胡憲(1085—1162年)，是三位老師中年齡最長者，“熹自謂從三君子游，而事籍溪先生為久”。[7]劉勉之(1091—1149年)，是朱熹的老師和岳父，史載“熹之得道，自勉之始”。[8]劉子翚(1101—1147年)，邃于《周易》，待朱熹如子侄，成為朱熹的義父。

朱熹最后一位老師李侗(1093—1163年)，教授朱熹十年，為答朱熹所問，給朱熹寫了24封信，朱熹將之匯集成《延平答問》，對朱熹哲學的成熟和發(fā)展起了重大作用。

朱熹的四位老師，都傳承程頤、程顥之學，只是傳承的路徑有二：

一條路徑是經(jīng)劉子翚上承胡安國，經(jīng)李侗上承羅從彥，再上承程頤、程顥的嫡傳弟子楊時、謝良佐、游酢，按照這個路徑，朱熹為程頤、程顥的四傳弟子。

另外一條路徑，是經(jīng)胡憲、劉勉之上承程頤嫡傳弟子譙定，按照這個路徑，則朱熹為程頤、程顥的三傳弟子。

第一條路徑，由于程顥曾經(jīng)對“程門立雪”的楊時有“吾道南矣”的期待，且楊時同時又受教于程頤，因而往往被看作是二程學術(shù)的正脈。第二條路徑，由于譙定擅長易學，并協(xié)助程頤在涪州完成《周易程氏傳》，而《周易》居六經(jīng)之首，也是理學的核心，因而被看作朱熹理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源頭。

《宋史·譙定傳》載：“定易學得之程頤，授之胡憲、劉勉之，而馮時行、張行成則得定之余意者也”。可見，胡憲、劉勉之，是譙定易學的主要傳承人。

那么，胡憲、劉勉之又是如何學易于譙定的呢?

《宋史·胡憲傳》載：

紹興(當作紹圣)中，以鄉(xiāng)貢入太學。會伊洛學有禁，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。既而學《易》于譙定，久未有得，定曰：“心為物漬，故不能有見，唯學乃可明耳。”憲喟然嘆曰：“所謂學者，非克己工夫耶?”自是一意下學，不求人知。

《宋史·劉勉之傳》則載：

逾冠，以鄉(xiāng)舉詣太學。時蔡京用事，禁止毋得挾元佑書，自是伊洛之學不行。勉之求得其書，每深夜，同舍生皆寐，乃潛抄而默誦之。譙定至京師，勉之聞其從程頤游，邃《易》學，遂師事之。

這兩段史料，記載了胡憲、劉勉之向譙定學易的時代背景和求學過程。而譙定對兩位弟子也精心指導，使他們最終成為易學的正宗傳人。

程頤曾經(jīng)講：“易學在蜀”，而譙定正是宋代四川易學的集大成者。這正是胡憲、劉勉之不得不從學譙定，朱熹不得不師法譙定的原因所在。盡管朱熹晚年對譙定的學易方法，頗有微詞，甚至不滿，但并不影響朱熹吸納譙定易學的合理成分。從師承系統(tǒng)上看，朱熹確系譙定的再傳弟子。朱熹易學既重視義理，又吸收象數(shù)，就與譙定學風相近，這正是來自譙定易學的影響。朱熹對譙定的另一弟子馮時行十分崇拜，恨不能一見請益;而對馮時行的弟子，四川井研學者李舜臣《易本傳》(佚)有所吸取，從中亦可反映出朱熹與譙定之間的學術(shù)淵源。

三、?淵對朱熹的師承

經(jīng)過兩條路徑的傳承，朱熹全面繼承了程頤、程顥的洛學而發(fā)揚光大，最終發(fā)展為更具影響力的閩學，成為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。在宋代理學發(fā)展過程中，四川的蜀學異常活躍，出現(xiàn)了與程朱之學相互融合的趨勢。南渡以后，一些川籍學者，追慕朱熹學術(shù)，東出夔峽，不遠萬里，直接師從朱熹，學成之后又將程朱理學帶回四川傳播，?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?淵(—1250年)，字亞夫，號蓮蕩，南宋涪州樂溫 (今重慶市長壽區(qū))人，是理學大師譙定的同鄉(xiāng)和三傳弟子，更是史學大家李燾(1115-1184年)和理學大師朱熹的嫡傳弟子，是享譽巴蜀的理學家、教育家。

?淵逝世于宋理宗淳佑十年(公元1250年)，而其生年沒有明確記載。但從其少年時從李燾游學、中年開始從朱熹游學(1193年)的情況看，?淵至少應該出生于1163年之前，其享年理應在九十歲左右。

?淵平生好《易》，對于“古今易學靡不研究”。[9]?淵“萬里往考亭而師”[10]朱熹，起因是聽說朱熹易學“深得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奧”[11]。宋光宗紹熙四年(1193年)，時朱熹始筑室于建陽之考亭，?淵于本年夏天從朱熹游學于閩北建陽三桂里考亭之竹林精舍。朱熹于紹熙四年冬十二月，除知潭州、荊湖南路安撫使，曾講學于長沙岳麓書院，?淵也隨同前往，侍學左右，前后“越三年，盡得其說以歸”。[12]?淵與朱熹于宋寧宗慶元元年(ll95年)在長沙分手，直到五年后朱熹逝世，兩人再未曾見面。

?淵是朱熹晚年最為得意的弟子，正如其同門好友度正說：“熹之門人眾矣，惟淵從之為最久，聞其言為最詳，記其說為最備，故其得之為最精?！盵13]度正還稱，?淵中年往建寧“從故侍讀朱熹，熹亦愛之，留之門使與諸孫校書”，[14]可見朱熹對?淵是十分喜愛的。

朱熹對?淵的愛重，從朱熹《晦庵集》、《朱子語類》記錄的朱熹與門人的答疑對話中，可以輕而易舉找到很多例證。特別是宋寧宗慶元元年(ll95年) ?淵歸家后，雖然遠隔千里，朱熹仍一如既往地一再過問、指導他的學業(yè)，勉勵其讀書問學、進德自愛，關(guān)懷之意，期望之情，可謂溢于言表。

朱熹《晦庵集》，至今保留著朱熹晚年寫給?淵的三封信。

第一封信是?淵回川一年后，托人轉(zhuǎn)交?淵的，重點是鼓勵?淵修學進德：

奉別逾年，思念不置。然一向不聞問，不知何時到家，州舉得失復如何也。亞夫別后，進學如何，向見意氣頗多激昻，而心志未甚凝定，此須更于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。地遠不能多談，唯千萬進徳，自愛而已。[15]

第二封信是?淵回川三年后，托門人度正帶給?淵的，既談別后思念之至，也談道德學問修養(yǎng)：

長沙之別，忽忽累年，都不聞動靜，深以為念。度周卿來，略知還家已久，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，徳門尊少，計各平安，家居為學，所進復如何也。相望之遠，會面無期，唯以慨嘆耳。[16]

第三封信是朱熹逝世前一年寫的，除極訴思念之切外，反復強調(diào)的依然是修德進學：

熹衰朽疾病，更無無疾痛之日，明年便七十矣。眼中朋友，未見有十分可望者，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。去年度周卿歸，嘗托致意，不知曾相見否。無由會面，千萬進學自愛，以慰千里相望之懷。[17]

這三封書信，反映出朱熹對?淵情感之深，寄望之重。以朱熹名滿天下、仰慕者眾的學術(shù)地位，對晚輩弟子如此用情殷殷，實在是非常難得，由此可見?淵在朱熹心目中的分量確實非同尋常。

?淵在返回涪陵的當年，就參加了舉試?！斑m遭權(quán)臣以朱熹之學為偽而抑絕之，故雖文理優(yōu)長而有司不敢取。及朝廷清明，崇尚其學，而淵已衰老，不復從事于科舉矣?！? [18]因此，?淵盡管“稟剛健之資，負蓋世之志”，[19]特立獨行，力學不綴，終是一介布衣，老于巖穴。

仕途不通的?淵，學問卻大放異彩。經(jīng)過長達三十余年堅持不懈的勤學清修，?淵終于“問《易》考亭，得《易》涪鄉(xiāng)，見知聞知，融明寸方”，[20]形成有自己特色的《易》學思想。而后，?淵出任堂長于涪陵北巖書院，傳道授業(yè)二十八載，直至宋理宗淳佑十年(1250年)去世，最終促成了朱熹學說在四川的傳播，即所謂閩學入蜀。此時的北巖書院，依白鹿書院規(guī)制而建，學風鼎盛，人才濟濟，與著名的東湖、濂溪、象山等書院并聞于朝野，過往達官顯宦、名流學者無不頻來瞻吊，可謂盛極一時。

?淵的門人，有合州巴川(今重慶市銅梁縣)“二陽”——陽枋、陽岊(jié)。陽枋早年師從朱熹門人度正，后由度正引薦，赴涪陵北巖書院從?淵學《易》，收獲良多。?淵逝世后，又紹師遺德，以古稀高齡主講北巖書院，門人弟子甚眾，人稱大陽先生。枋族侄陽岊，字存瑞，與陽枋為?淵同門弟子，著有《存瑞易說》(今佚)，人稱小陽先生。“二陽”易說，下傳宋元之際的理學名家、寧波人史蒙卿，再傳至程端禮、程端學兄弟，發(fā)展為浙東理學的靜清學派。

四、宋代儒學對長壽的影響

從朱熹與長壽的學術(shù)淵源看，始而因譙定而受惠于長壽，終而因?淵而施惠于長壽，這種學術(shù)上的傳承關(guān)系，在長壽與朱熹之間建立起了一條特殊的文化紐帶。

朱熹與長壽的學術(shù)淵源，還有一個重要例證，那就是長壽定慧寺“天風海濤”的匾額。

定慧寺，位于長壽城區(qū)河街之青龍嶺，高聳于長江邊的懸崖上，始建于南宋紹興年間，明朝洪武年間重修牌坊，明末張獻忠入川時遭到毀壞，清朝康熙七年(1667年)重建，至今遺址猶存。長壽的風景名勝，歷來有八景之說。至少從明朝初年開始，長壽八景之中就有“定慧曉鐘”一景，后人有“定慧鳴鐘響萬里”的詩句廣為流傳。

據(jù)康熙五十三年《長壽縣志》記載，這“天風海濤”的匾額，乃是考亭朱子的墨跡?？纪ぶ熳?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。由于有朱熹的墨寶，定慧寺歷來是長壽讀書人“習儀朝賀之所”，幾乎成了一個文化圣地。固然，朱熹一生沒有到過長壽，但是，長壽與朱熹卻有著很深的關(guān)系，這主要是由朱熹與長壽籍學者譙定、?淵之間的學術(shù)淵源決定的。

?淵離世三十余年后，長壽誕生了一位經(jīng)史學者和文章大家賈元。賈元，字長卿，號易巖，重慶府涪州樂昌縣(今重慶市長壽區(qū))人，是元朝巴蜀地區(qū)最有影響的經(jīng)史學者和文章大家。生活時代大約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三年(1283—1363年)。

賈元因經(jīng)史淹貫，文章稱雄，素為人所敬慕，然不入仕宦，清貧高雅，終于布衣。最早記載賈元事跡的是明朝楊慎(升庵)的《蜀中人物記》：

賈長卿，名元，號易巖。淹貫經(jīng)史，以文章名。凡使蜀還者，士大夫相訪，必首問：得賈長卿文字否?其為人所敬慕如此。

楊慎在《全蜀藝文志》中還明確記載，賈元“號易巖，長壽人。易曰：元者，善之長也，其取字號以此”。后來的《蜀中廣記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、《同治重修涪州志》、《民國涪陵縣續(xù)修涪州志》、康熙《長壽縣志》等書，均明確記載賈元為長壽人。

淹貫經(jīng)史，是賈元的學術(shù)功底;以文章名，是賈元的最大成就。難怪當朝權(quán)貴凡是使蜀還京，士大夫相訪必首問“得賈長卿文字否”，可見他的文名早已震動京城，人們無不把他的文章視為珍寶。

賈元留傳至今的文章有兩篇。一篇《涪陵學宮碑亭記》，也稱《文廟御碑亭記》，至正十三年(1353年)涪陵文廟新建碑亭落成時，奉郡守僧嘉閭之命而作。另外一篇《涂山古碑記》，至正十五年(1355年)費著任重慶路總管時，涂山禹廟重修，賈元受費著之請而作。文章針對“禹娶涂山”之說“涂山”究竟何在的爭議，得出巴郡涂山為禹娶涂山氏之所的結(jié)論，考證精詳，論據(jù)充分，頗具說服力。此文堪稱有元一代的文章精品，歷來受到文選家重視，已經(jīng)收入近年出版的《重慶讀本》。

賈元還是名重當時的書法家，書學蘇(軾)體，溫雅有法，名盛一時。涪陵北巖“觀瀾閣”(取自朱熹詩句“每向狂瀾觀不足”)匾額和《文廟御碑亭記》，是其遺墨，筆法蒼古，韶秀俊逸。

賈元有個得意門生，名叫冉聰，是長壽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進士，也是有元一代長壽唯一的進士。以文學稱，元至正六年(1346年)撰有《金盤山龍洞記》，著錄于歷代《長壽縣志》。

明清兩朝，長壽舉業(yè)發(fā)達，人才輩出，成為文化發(fā)達的重要標志。據(jù)民國三十三年《長壽縣志》記載，明清540余年間，長壽文科進士總共52名，占全國文科進士總數(shù)51444人的1.01‰，平均每10.46年就出一位進士。其中明朝進士在當時的四川省115個州縣衛(wèi)中排名第十，在重慶21個州縣衛(wèi)中排名第四，在渝東地區(qū)州縣衛(wèi)中排名第一。清朝進士在當時的四川省排名第七，在重慶排名第三，在渝東地區(qū)排名第二，先后誕生了張?zhí)m清(雍正)、韓鼎晉(乾隆)、李莒(嘉慶)、汪敘疇(同治)、華宗智(光緒)五個翰林。不僅如此，一些文化家族開始嶄露頭角，成為科考大戶。在明清兩朝的長壽進士中，李姓進士達11人，占總數(shù)的五分之一強，遠遠多于他姓。有的家庭兄弟皆中進士，如嘉慶道光年間的李郁然、李彬然兄弟，同治年間的汪敘疇、汪范疇兄弟。

這些長壽走出的進士，有的在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跡。聶賢，是明朝三朝元老，歷任工部、刑部、戶部三部尚書。李彬然，曾任道光年間成都錦江書院、重慶東川書院山長。汪敘疇最有影響的事情，是主持慈禧太后40壽辰慶典和60壽辰慶典。李滋然，著名經(jīng)學家，又是康有為、梁啟超的恩師。張賓吾，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，四川文史館館長。

宋代以來的文化崛起與傳承發(fā)展，對近現(xiàn)代長壽同樣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。清末廢除科舉后，長壽新式教育蓬勃發(fā)展。1905年，鳳山書院廢止，林莊學堂創(chuàng)辦。知縣唐我圻親筆題寫楹聯(lián)：“世方求異等茂才，為吾道任干城，豈圖柔史剛經(jīng)，多能鄙事;我自愧不學無術(shù)，與諸生開石室，應有干家棟國，共濟時艱?！辈㈩}贈“百年樹人”的橫匾。此后，林莊學堂作為長壽地區(qū)的最高學府，成為長壽教育的一面旗幟，并見證了近現(xiàn)代長壽的歷史。1911年11月18日該校教師廖樹勛帶領(lǐng)學生武裝起義，建立了辛亥革命后重慶第一個獨立政權(quán)，這一天也成為重慶獨立紀念日。1925年8月，李一鄂以林莊學堂為據(jù)點，秘密成立中共長壽(臨時)黨組織(有稱臨時黨支部)，成為重慶市最早的中共黨組織。

各種優(yōu)秀人才在近當代的集中涌現(xiàn)，是長壽歷史悠久、文化厚重的重要標志。李壽民，即還珠樓主，是近代著名的武俠小說大宗師和京劇劇作家，是中國現(xiàn)代罕見的高產(chǎn)作家，也是重慶作品數(shù)量最多的作家，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大影響。陳銘德，著名報業(yè)家，新民報系的創(chuàng)始人。楊公托，著名美術(shù)教育家，重慶美術(shù)?？茖W校創(chuàng)始人。傅潤華家族(傅志清、傅天正、傅起鳳、徐秋、傅騰龍、傅琰東等)，是中國現(xiàn)當代最大的魔術(shù)藝術(shù)家族。雷平，著名戲劇表演藝術(shù)家，其在《抓壯丁》中的三嫂子形象，受到觀眾好評。雷雨聲，著名音樂家，《中國共產(chǎn)主義青年團團歌》作曲者。孫經(jīng)信，著名歌唱家，音樂芭蕾舞劇《白毛女》的首唱。彭光欽，一級教授，著名植物學家，被譽為中國橡膠之父。孫仲山，近代著名實業(yè)家、金融家，大中銀行的創(chuàng)立者。雷堯階，長壽沙田柚之父，對長壽沙田柚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做出過重大貢獻。

總之，譙定、?淵的誕生及其成就在儒學史上的重大影響，特別是他們與朱熹理學之間的淵源關(guān)系，標志著長壽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到來。從此，作為蜀中名縣，長壽文風日熾，人才輩出，開始在中國文化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2013年10月2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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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朱熹與長壽的學術(shù)淵源》內(nèi)容提要

本文的目的，在于揭示朱熹與長壽的學術(shù)淵源，從而對宋代以來長壽的文化發(fā)展歷程，做出輪廓式描述。朱熹是繼孔孟之后，中國最有影響的儒學領(lǐng)袖。長壽位居西南，儒學起步較晚，直到兩宋之際開始，譙定、?淵等儒學大師相繼出現(xiàn)，才終于迎來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。譙定是象數(shù)與義理兼長的易學大師，是宋代理學從二程洛學到朱熹閩學的關(guān)鍵人物，對程朱理學的最后形成有重大繼承傳播之功。?淵是朱熹晚年的高足，在朱門眾多弟子中從游最久、聞言最詳、記述最備、得之最精，晚年主講涪州北巖書院，成為理學涪州學派的中堅。本文認為，以朱熹與長壽學者學術(shù)互動為特征的長壽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，極大地促進了長壽儒學的發(fā)展，對長壽在元明清乃至近現(xiàn)代的文化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長久影響。

(作者李永明，重慶航美咨詢顧問有限公司總經(jīng)理。通訊地址：重慶市渝州路132號7棟8—4號;聯(lián)系方式：13983165699)